1950年80岁老人挖开儿子坟墓发现100多件珍贵文物结果如何

  20多年了，张爵谦天天都会来到儿子的墓地坐一会，因为只有每天来看一看，老人的心里才会踏实。

  张爵谦的三儿子多次从上海来接他去城里生活，可是，无论三儿子怎么说，他都不去，他就要一直守在这里。因为这个坟墓里有着他对二儿子的诺言，有着他不知道是啥东西的宝贵物品。

  新中国成立以后，80岁的张爵谦老人在三儿子的陪伴下来到上海，通过报纸发布寻人启事，找寻自己的二儿子，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苦苦寻找，二儿子依然下落不明。

  1950年的一天，张爵谦很早就来到了二儿子的墓地，坐在墓地旁，他点燃了一根旱烟，大口吸着，然后对着儿子的墓地喃喃道：“儿子啊，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也不知道你是死是活，我现在老了，不能在帮你守着你交给我的贵重物品了，我准备把你交给我保管的东西，拿出来交给国家，因为这是你交代我的事。”

  张爵谦老人一边说一边落泪，许久之后，老人做出了决定：把坟墓打开，把里面的东西交给国家。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张老绝对没想到，他根本不清楚自己保管了20多年的珍贵物品，竟然是百余件珍贵文物，而且每一件都非常珍贵，最后甚至惊动了中央。

  张爵谦的儿子张人亚是在什么情况下把东西交给他的，张老为什么把东西放在棺椁里？最后坟墓被打开后，百余件文物的归宿又是如何呢？本期，笔者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些让人无比敬佩又心酸的往事。

  1898年5月18日，张人亚出生于浙江省宁波镇海县霞浦镇。张人亚出生的那天，父亲张爵谦正在地里干活，当家人通知他妻子快要生了的时候，他非常兴奋地跑回家，等他赶到家的时候，孩子出生了，是个儿子。

  张爵谦把二儿子抱在怀里，深情地凝望着孩子，他已经不是初为人父，可是，不知道为啥，面对眼前的二儿子，他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

  多年以后，他在苦苦等待归来的二儿子的时候，和最亲近的亲戚聊过：“二儿子出生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孩子眼神很坚定，以后一定能做出一些让我非常骄傲的事情。”那时候的张老不知道，他的儿子确实做出了让他骄傲，甚至是让他的整个家族和整个县都为之骄傲的事情。

  张爵谦给第二个儿子取名静泉，“人亚”是张静泉参加革命组织后，自己改的名字。

  张人亚出生的时候，家里生活拮据，为了能维持一大家子人吃饱饭，张爵谦和妻子起早贪黑地忙碌，但是，依靠着几亩地根本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张爵谦年轻的时候学过厨艺，就兼职做厨师，这样能多赚一点钱补贴家用。

  张人亚5岁的时候，张爵谦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了，家里的状况更加窘迫。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二儿子张人亚又偏偏喜欢学习，父亲张爵谦决定倾全家之力让二儿子读书识字，在全家的努力下，张人亚从小学一直上到初中毕业。

  1914年，张人亚初中毕业以后，为了让弟弟和妹妹能继续上学，他去了上海的法租界的一家银楼当学徒。在这期间，张人亚和同村的顾玉娥结了婚。两口子之间恩爱有加，两人的日子虽然很拮据，但是却感到很幸福，就在两人准备要孩子的时候，妻子突发疾病离世。

  妻子离世以后，张人亚痛苦了很长一段时间，从此，一个人长住上海，很少回宁波老家。

  在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张人亚每天辛苦工作，得到的工资却少得可怜，因为读过书，他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有自己的想法。

  当看到中外反动势力欺压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看到资本家把劳动工人不当人，想尽办法压榨工人的时候，他内心的火被点燃了，他要想办法改变这一切。

  就在张人亚为了改变国家而毫无头绪的时候，他从进步书刊和身边的革命志士的言行中，接触到一些先进的革命思想，萌生了参加革命的想法。

  在组织工人群众罢工期间，张人亚的组织能力被革命组织看到。1921年，他先后被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和组织吸收为成员，当年即光荣加入了中国。

  1922年5月，首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执行委员会成立，张人亚是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三个执行委员之一。

  1923年9月，张人亚担任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主任。同年10月，张人亚领导了上海金银业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持续了27天，上海2000多名工人参加，在上海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这次大罢工之后，张人亚所在的银楼老板扛不住了，因为张人亚的影响力导致了银楼面临被关门的风险，老板只能辞退张人亚。

  同时，金银业俱乐部也被迫停止活动，党组织遂安排张人亚去商务印书馆工作，在负责出版书报的发行工作的同时继续从事工人运动。

  也是从这一刻开始，张人亚的一生都与书籍、报刊和文件等文献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这场政变中，无数员和爱国人士遭到迫害，蒋介石为了掌握军权无所不用其极。

  在蒋介石的全力打压下，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同年11月，上海的状况日益严重，局面愈发紧张，当时有很多信仰不坚定的人叛变了，在叛徒的帮助下，大肆搜捕、残害员。

  在这种危急关头，张人亚面临着另外一件棘手的事情，那就是他身边有大量宝贵的东西需要谨慎保管，怎么办呢？一时之间想离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928年，张人亚在党组织的帮助下离开了上海，他带着一大包珍贵的东西偷偷回到了宁波。

  当张人亚走进自家的小院时，他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因为他已经好多年没有回家了。父亲刚忙完农活进屋休息，听见有人来了，就走出了屋子，看到是自己多年不见的二儿子，父亲张爵谦抱着儿子泪流满面：“孩子，你怎么这么多年不回家啊？三年前写了一封信后，就再没有你的消息，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你。”

  张人亚也留着眼泪说：“爸，我很好，这几年工作太忙了，前几年是在银楼工作，后来我到了报社工作，所以一直忙于工作没时间回来。”

  当父亲张爵谦想多了解一些儿子工作的时候，张人亚告诉父亲，自己的工作情况不便说，要保密的。父亲知道儿子是好样的，做的是正经事，也就没有再多问。

  晚上的时候，张人亚拿着一大包东西来到父亲的房间，他认真地对父亲说：“爸，这包东西是党的珍贵物品，我是员，你一定要好好保管好这包东西，绝对不可以弄丢了，这包东西比我的命还重要。”

  父亲点头答应后，问道：“孩子啊！你做的事情有生命危险吗？你要保护好自己明白吗？”

  第二天一早，张人亚离开的时候再次告诉父亲：“如果我以后不在了，这包东西你要在合适的时机，交给，一定要确认对方是真的员，才能交出这包东西。”

  张人亚离开后，父亲张爵谦回到家中看着儿子交给他的大包裹，陷入了纠结之中，因为他不知道放在哪里才最安全。在没有好的地方之前，张爵谦把这个包裹放在了牛棚的一个隐蔽、不漏雨的地方，并妥善遮盖好。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张爵谦觉得包裹长时间放在牛棚也不安全，时间久了出问题就麻烦了。于是一天夜里张爵谦在自家菜地挖了一个大坑，用防水的袋子重新包好，放在了坑里，土地重新进行了修整。

  1931年的一天，张人亚托人送回来一些私人物品，并写了一封信给张爵谦，内容是“我现在工作繁忙，没时间回家看望父亲，请父亲和家人多保重身体”。

  这期间，张爵谦通过种种渠道打听儿子的下落，结果是音讯全无。在万般无奈下，张爵谦为了能妥善长期保管那个珍贵的包裹，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给二儿子立一个坟地，把东西放在棺椁里。

  为了掩人耳目，他对左邻右舍说二儿子在上海可能遇害了，加上整个村子里的人都帮忙打听张人亚的下落，都打听不到，大家都认为张人亚很可能不在人世了。

  就这样，张爵谦把儿子交给他的包裹用油纸层层包好，做了防霉防潮的处理后偷偷地放进棺椁里。当二儿子的坟墓弄好以后，张爵谦虽然不知道儿子是死是活，但是包裹这次能保存好了，他总算踏实了一些。

  张爵谦老人为了能守护好这个包裹，几乎每天都要去二儿子的坟墓看一看，村里的乡亲们都劝他说：“人死不能复生，要从悲痛中走出来。”

  乡亲们哪里知道，这个坟墓里面的东西甚至比张爵谦的命还重要，这个伟大的父亲，为完成儿子交代的任务，几乎风雨无阻每天来墓地查看。

  新中国成立以后，张老没有等来二儿子的任何消息，那一段时间老人几乎每天以泪洗面，三儿子张静茂安慰父亲别过度伤心，也许二哥还活在世上。

  张爵谦在三儿子的陪同下，来到上海寻找张人亚的下落，为了能找到二儿子，他们在报纸上登出寻人启事，可是依然没有张人亚的任何消息。

  于是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1950年，已至耄耋之年的张爵谦已经感到自己时日无多，决定把这个重要的包裹交给国家。

  镇相关领导赶到以后，张爵谦在大家的帮助下打开了二儿子的坟墓，亲自拿出了那个深埋地下多年的重要包裹。

  当镇领导打开包裹的一瞬间，映入眼帘的是《宣言》和《中国章程》，这是党的珍贵文物，其他的百余件文件全都是国家重要文物。镇领导马上把这件事上报到县里，最后事情被逐级上报到了中央。

  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审定，张人亚的包裹中有一级文物21件，二级文物4件，三级文物9件，珍贵藏书2件，最重要的是，“中国章程”是唯一存世的珍贵文献原件。

  这些珍贵的文物分别被中央档案馆、国家博物馆和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收藏。档案馆和博物馆还有纪念馆都要给张老一笔钱作为奖励，张老拒绝了，面对相关的工作人员，张老说：“这么多东西原本就是属于国家的，我只是代为保管而已。我没有一点的要求，只希望国家能慢慢的变好。”最后，老人还说出了自己最大的心愿，就希望二儿子张人亚还活着，能在临走之前和二儿子见一面。

  从1950年包裹中的文物上交给国家的那一刻，张爵谦老人就盼望着通过有关部门的帮忙，能找到儿子的下落，可是，直到1956年老人离世，也没有张人亚的任何消息。

  几十年之后，在2005年，张静茂的子女才从有关部门看到《红色中华》报上的《追悼张人亚》的。至此，张人亚为党和国家做出的突出贡献和他的传奇人生才逐渐被世人知晓。

  据史料记载，1931年的时候，张人亚给父亲寄回一封信以后，没过多久就被任命为中央出版局局长兼总发行部部长、中央印刷局局长，成为中央苏区党的出版事业的掌门人。

  张人亚在主管中央苏区出版、印刷、发行工作期间，因工作做得很出色，苏区出版事业生机勃勃，还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

  从1932年初，张人亚就开始了高强度地工作，因为当时有文化的人不多，他经常是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加上营养不良，张人亚的身体累垮了。

  身体累垮以后，经过治疗，身体稍微恢复了一些，因为当时任务艰巨，很多工作很重要，他再一次拼命工作，然而，当他再一次累倒了以后，身体的状况已经很糟糕了，最后在医治无效的情况下，于1932年12月23日病逝，年仅34岁。

  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刊发的悼词中称其为“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

  回首张人亚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但却是无比伟大且光荣的，他冒着生命危险守护的红色火种，将党的伟大故事记载了下来。

  行笔至此，内心感触颇深，“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我们能有现在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烈士披荆斩棘、奋勇向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