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4】

  到1969年重建工程真正开始，杨贺林就和其他工人师傅一起，吃住在旁边的中山公园。他回忆，当时所有实施工程人员的待遇跟平时一样，被褥铺盖都是从自家带的，但是，每个人的情绪都很高涨，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满脑子就是搭席棚。

  最后，他们用数根杉篙（杉树的树干砍去枝叶制成细而长的杆子）绑在一起，层层连接，终于，12月14日晚上，一件用杉篙和苇席“缝制”成的“大袍”，顺利地“罩”在了城楼上。以前搭席棚基本只用杉篙和苇席，这一次为了打牢席棚的“根基”，光是用来稳固底座的3吨重的钢锭，就用掉了20多块。

  第二天，城楼重建工程真正开始了。不过，此时的席棚顶部还是敞开的。一些资料中所说的棚内“温暖如春”，其实是一个月后的事情了。杨贺林说，12月15日动工前，只是搭成了席棚的四面“墙”，并没有封顶，“那会儿还没有水泥活儿，不怕冻，席棚主要是为了挡风。”直到城楼的木结构基本搭建完成后、泥瓦工上阵前，架子工才开始“飞檐走壁”，冒着大雪封顶。席棚四周铺设起了工人自己焊接的取暖管，停止开放的中山公园内则临时建起一座锅炉房，上下水管道直通城楼……这时，大棚才变成了暖意浓浓的“暖棚”。这是后话。

  “暖棚”搭好了，杨贺林的工作还没结束，他要留在工地随时观察席棚的情况并排除安全风险隐患。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天夜里刮大风，已经在中山公园躺下的杨贺林听到呼呼的北风，顿时觉得席棚够呛，马上起身赶到工地。果然，原本与地面垂直的席棚被风吹得凹进去了50多厘米！他当机立断，指挥工人拿刀子在席棚上划开了几条口子，这就等于给风“开辟”了几条“通风小道”，又用绳子在杉篙连接的关键部位做加固……忙活了一晚上，看着席棚“直起了腰”，杨贺林才带着工人放心地离开。

  在杨贺林设计的“亚洲最大棚子”内，木工连的工人们需要啃的第一块硬骨头，是拆除旧城楼。

  今天的建筑业中，各种机械设备轮番上阵，拆楼恐怕是最容易的一个环节。但在当年，要“原样不动，尺寸不变”地重新修建一座城楼，拆楼就不能只是简单地推倒，而是要在拆除的过程中搞清楚城楼的每个结构细节。

  那个年代修建一座完整古建筑的机会太少。许多在古建行业忙活了一生的老师傅，主要的工作也就是修修补补，几乎从未有过参与乃至主持类似大工程的经验。作为负责城楼重建工程木结构施工的大木作，当年才44岁的孙永林面对这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又庆幸又发愁：庆幸的是，机会难得；发愁的是，没有人说得清城楼究竟是由多少块木料组成的，只知道城楼上的斗拱、檩、梁互相咬合，上下垒叠，环环紧扣，严丝合缝，如此庞大的木结构中，没有一颗钉子，完全依靠卯榫组合起来。

  实施工程人员用塔吊先将城楼西南的一个整角吊起来，拉到中山公园水榭北侧，每拆一块木料，就在旁边按原样码好，可拆完了，就是码不出原样。后来，还是一位古建专家说，拆下来的木料虽然次序是对的，但可能有的木料前后左右的方向不对。于是，施工人员又把拆下的每一块木料都按顺序编号，在每一块木料上都写清内、外、上、下、左、右，然后画草图，并请来新华社的摄影记者钱嗣杰现场拍摄了上千张照片。最后，根据草图和照片把拆卸的木料反反复复按原样码了几遍，才算彻底弄明白。因为城楼是完全对称的，搞明白了一个角的内在结构，整个楼就不难明白了。

  真正动手拆除旧城楼就很顺利了。参与城楼重建绘图测绘的设计师孙仁先，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1969年12月底，“整个城楼已基本拆完，只剩下一根立柱孤零零地矗立着。”当时，为了更准确地得到城楼的有关数据，他特意登上与城楼构造几乎完全一致的端门城楼，在古建老师傅的帮助下，对重要部件细心查看，逐一实测。

  而在负责拆除旧城楼的木工连副连长、北京建工五建集团退休职工叶容溪记忆中，最难忘的却是城楼上拆出的宝盒。

  “宝盒就在屋脊上的最中间，我拆到那儿就取下来了，交给了指挥部副主任吴金铁。”叶容溪回忆说，盒子已经烂成一块一块的了，不了解是否是金丝楠木，但里头的元宝记得很清楚，光泽不那么亮，乍一看还以为是个“铜疙瘩”，“铜疙瘩”旁边还有三四块像石头似的东西。后来，经过专家鉴定，“铜疙瘩”确确实实是个金元宝，而那些石头状的东西，是朱砂和五彩粮。

  闫树军和记者说，根据明清史籍记载，盒子里的东西应该是古代的所谓“镇楼之宝”，里面的金元宝、五彩粮和朱砂，则是古人用来辟邪之物。几个月后，城楼建成时，原来宝盒的位置，被放进了一块汉白玉石，上面竖向刻着“1970年1-3月重建”的字样。这块藏进屋脊内的汉白玉石，也成了新中国重建城楼的一个历史见证。

  按照重建工程“建筑材料全部更新”、重建城楼寿命要达到1000年的要求，城楼所需的全部新做的柱、梁等均要用整体木材，且一定要使用楠木、柚木、黄柏或者进口色皮等优质木料，所有加工好的木构件都要进行防腐、防虫、防火的化学处理。

  在1968年重建的请示报告中，初步估计需要的木材就得2000立方米，实际施工中，这一个数字只多不少。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中国物资并不富裕，这么多的木料都从哪儿来？

  工作人员真是费尽了心思，当时正在拆除的西直门等城楼就一度被重建工程盯上了。他们打算将拆下来的木材“废物利用”，用来修，孙永林、叶容溪还被派去了拆除西直门的现场。没想到，拆到西直门箭楼时，拆出了八百年前元代修建的瓮城城门，只好停工进行考古发掘。等到考古工作者好不容易做完了该做的工作，工作人员才接着拆城楼。结果，拆下来的木料虽有一些上好的金丝楠木，无奈尺寸太小，根本没办法二次利用。

  后来施工时，倒是此前东直门拆下来的一些楠木派上了用场，被改做城楼的斗拱和门窗。从天坛调来的黄柏木强度受力好，派做了斗拱大坐斗。

  据杨贺林介绍，施工接近尾声时，又发现还差几百根椽子的木料。这时再从国外进口肯定来不及，还好在海南发现了可用的木料。只是，如果按照正常时间运输，起码也得半个月，最后还是通过总参跟海南军区沟通，才临时加急，特批了两列火车，几天之内就把城楼重建所需的最后一批木料运到了北京。

  重建所需的大部分木材，还是依靠从非洲进口。这种木材似红木，质坚，颜色为红或黄，遇火不着，只冒烟。做了一辈子木工的孙永林说，从没用过这么好的木料。

  尽管重建工程已经比最初的建议推迟了一年多，但工程时间依然很紧张。一般来说，新木料必须干燥之后，才能够适用于建筑，但由于时间短，进口的新木料运到负责木材加工的青年路木材厂时，含水率还基本都是饱和的。据孙永林回忆，做柱子用的大圆木拉进暖和的工棚时，含水量很高的木头慢慢解了冻，很快就变得湿漉漉，甚至还会往外冒水。

  这样的木料无法直接利用，最大的问题是没法上漆。漆会把水分锁在木料里，造成内部朽烂。水汽往外蒸发，又会把木材表面的漆顶起鼓包，造成漆皮剥落。疙疙瘩瘩、漆面斑驳的柱子当然不能出现在城楼上。

  怎样才能让木料快速降低含水量？有人提出，可以在1米直径的大圆木上，顺着立纹钻一个直径10厘米左右的通眼，以便木料内的水分更快散发出去。说干就干，工作人员开始尝试打眼，可是，一根柱子长12米，打一个眼就得好几天，再等它自然风干，时间进度绝对赶不上工期。

  最后的处理方法是，没有干透的木料先加工成柱子，用在了城楼上。这些柱子的外面被穿上一层三合板外衣。三合板与柱子之间留出几厘米的空间，能有空气流动，让柱子慢慢干燥。红彤彤的大漆是刷在三合板上的。

  靠着木工和漆工精湛的手艺，三合板做成的大柱表面光洁圆润，和原木一般无二。直到几年后，大柱完全干透了，这些三合板外衣才被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