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政治、军事三方面来看雅典军事殖民地的历史意义

  军事殖民地作为雅典海外利益的直接获得者和保护者，是雅典在海外重要的战略据点和国防前哨，在维护了海上粮食补给线和国家海上防御的同时，

  军事殖民地作为雅典海外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被其他城邦视为巨大的威胁。当实力衰微时，军事殖民地也会成为敌方的主要打击对象。

  对敌人而言，消灭雅典的军事殖民地便可以切断其与海外的联系，在战略上让雅典变得孤立无援，进而达到钳制雅典的主要目的。

  对于任何想要侵略雅典的敌人来说，要击败雅典的首要条件便是击败或消灭雅典的海军，拔除雅典在海外的军事殖民地。

  如果没有军事殖民地，那么雅典海军便失去重要的补给点和落脚之处，雅典本土的物资补给线也会被切断。可以说，军事殖民地作为雅典兴衰的阴晴表在历史中已被验证。

  阿提卡半岛阳光充足、气候干燥的地中海气候与少平原的崎岖地形是制约雅典本土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

  故阿提卡半岛的主要农作物大多都是如大麦、橄榄、葡萄等耐旱作物。虽然雅典本土也存在少数可以种植小麦的土地，但仅靠雅典本土的粮食收成对雅典整个城邦的需求来说仅仅是杯水车薪。

  雅典本就具有不小的粮食缺口，雅典居民日常所需的粮食有很大一部分是从海外输入的。

  对雅典而言，从海外进口粮食不如选择直接夺得海外粮食主要产地的控制权来的合算。

  从这个方面出发，雅典从最初建立军事殖民地到军事殖民地走向衰落就已经为雅典粮食问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在雅典帝国时期，雅典的强大使它很少被粮食短缺的问题所困扰，对当时的雅典而言，获取粮食的渠道十分丰富。而到了公元前4世纪，雅典不复往昔帝国的盛景，粮食的短缺使得雅典对军事殖民地粮食的依赖愈发严重。

  黑海与色雷斯两个地区作为希腊世界主要的粮食出口地，是雅典海外军事殖民地的重要分布地区。

  列姆诺斯、音布洛斯和斯基罗斯这三座岛屿作为公元前4世纪雅典最有代表性的军事殖民地。

  公元前374/3年雅典谷物税法中的记载证实了这三座岛屿对雅典的重要性，法令规定了三岛成为供给雅典谷物的主要征收来源。

  为了确保三岛的谷物能够直接缓解雅典的粮食危机，税法将过去的征收对象由货币改为粮食，在凸显了雅典粮食问题的愈发严峻的同时，也表明了雅典对三岛谷物供应的极度重视。

  雅典的军事殖民地在雅典的整个历史中遭遇过两次沉重的打击，由这两次打击引发雅典粮食问题所带来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失利，海外军事殖民地的丢失，是导致雅典粮食短缺的重要因素。

  古典时代雅典帝国鲜有粮食短缺的记载，是因为雅典在该时期有着强大的海上力量去维持海上粮路的稳定及保护海外军事殖民地对雅典本土粮食的供给。

  遍布希腊世界的军事殖民地与海外粮食的稳定供应使雅典对海外粮食输入过度依赖，城内也无粮食储备机制，这便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在失去军事殖民地后爆发了严重的饥荒，最终走向失败。

  伯罗奔尼撒战争失利后雅典的军事殖民地基本丧失，雅典海外的粮食供应基本断绝。

  日益严重的粮食问题使粮商们利用人们对粮食的渴望随意传播谣言，哄抬粮价，不顾城邦法律进行大肆粮食投机。

  雅典不得不为解决城邦粮食供应问题寻找新的出路。一方面，雅典开始鼓励雅典公民租种土地垦殖拓荒，并对土地的耕作方式及栽种作物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这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使阿提卡地区的粮食产量提高，但雅典所需粮食的缺口仍然很大。

  另一方面，雅典并未因军事殖民地的丧失而减少对海外粮食输入的依赖，粮食困境反而促使第二次雅典同盟建立后雅典致力于恢复海外军事殖民地。

  在同盟战争后，雅典大部分军事殖民地再次丧失，此时愈发严峻的粮食问题已对雅典民主政治产生了影响。

  其次，雅典在官员选拔上出现了专业趋向性分化，雅典官职慢慢的出现了明显的文武分流，且选拔与衡量文职官员合格与否也不再倾向于家族血缘关系或捐款数额。

  其标准正如色诺芬所指出的：“要在雅典成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了解粮食问题是是他们必具备的基本素养。”

  这使得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的雅典政治中负责粮食问题的财政官员成为雅典最有一定的影响力的职务，涌现出如优布鲁斯及莱库古等一批优秀的政治家，相当程度上缓解挽救了雅典濒危的粮食问题。

  总而言之，在军事殖民地衰落所诱发的粮食问题的冲击下,雅典的民主制度开始从激进走向缓和，雅典城邦本身的特征也开始向希腊化时代城邦靠拢。

  雅典虽然是以农业为主的奴隶制城邦，但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半岛中所富含的大量矿藏、适宜种植橄榄、葡萄等经济作物的气候与地理条件以及优良的港口都为雅典的工商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相较于成本高昂的陆上贸易，快捷方便且利润丰厚的海外贸易才是雅典人的首选，而雅典工商业正是靠着雅典人在海上同海外各国的贸易发展起来的。

  可以说雅典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靠四通八达的海路维持着的，上文中所提到的海外粮食进口路线这一关乎雅典生命的通道也是通过海洋实现的。

  海上通路的重要性对雅典而言不仅体现在商业贸易上，雅典在帝国时期对海外同盟各邦征收的盟金、贡赋都需要经过海上运输送达，海上通路的稳定便是维持雅典经济繁荣的重要保障。

  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海盗一直都是影响海上贸易通路安全的最重要的因素，在城邦时代海盗劫掠便伴随着彼时的殖民浪潮泛滥起来。

  相较于前城邦时代，城邦时代海盗数量的飞速增加或许超出了海洋所能承载的极限，海盗的频繁劫掠使雅典刚刚起步的海上贸易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无处不在的劫掠使雅典人感到愤怒。

  但与古风时代海域上猖獗的海盗相比，雅典帝国时期的海盗却很难兴风作浪。可以说，雅典帝国时期海上贸易的繁荣，军事殖民地的兴盛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希波战争后，雅典海上势力快速的提升并确立了在爱琴海的霸权，雅典的军事殖民地遍布希腊地区。

  这些军事殖民地大多都占据着通往爱琴海、地中海、黑海、赫拉斯滂、色雷斯等地海上航路的重要通道，这些军事殖民地的建立为海上的雅典商船提供了稳定的补给与保护，且还凭借其本地的驻军与雅典海军抑制了周边海域的海盗行为。

  军事殖民地所在的地区或海域也因此长期保持着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这为雅典掌握海上贸易主动权提供了条件。

  海上道路的稳定畅通与遍布海外的军事殖民地使帝国时期雅典的海外贸易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

  雅典本土的葡萄酒、橄榄油、陶器、纺织品等非战事资源产品通过海上贸易输出到海外各国，而埃及、西西里、黑海沿岸的粮食、牲畜等食物资源，马其顿与色雷斯的造船木材等战略资源则从海外输入雅典。

  到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已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希腊世界的中心市场了。另一方面，粮食的运输是雅典在海外选择地点建立军事殖民地的重要考虑因素，海上粮路可以说是雅典的“生命线”。

  古典时期雅典主要是通过几条关键的航路从海外输入粮食：一条是音布洛斯、列姆诺斯、斯基罗斯三岛所把控的粮道，这三岛错落于从黑海前往比雷埃夫斯港的航道之上，且它们本身也是重要的粮食产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雅典在罗德岛及塞浦路斯等地建立的军事殖民地也牢牢把控着从地中海东岸至比雷埃夫斯的另一粮道。可以说，雅典海上帝国的崛起离不开对这些“生命线”的牢牢把握。

  在吸取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截断粮道的教训后，公元前4世纪雅典所设立与恢复的军事殖民地特别大程度上是为了拱卫雅典粮食贸易路线而存在的。

  因为雅典人清楚，对雅典造成破坏最有效的方式便是破坏通航于爱琴海与黑海之间的粮食贸易线及劫掠经由爱琴海地区通往雅典的商船。

  因此无论是在战时或和平时期，雅典海上贸易通路中的军事殖民地的存在与否即是雅典经济兴衰的阴晴表。

  公元前7世纪末，雅典虽然仍保持着氏族部落制度，但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雅典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分工细化不断冲击着原本的制度，而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往往会催生对平民群体的借贷行为，雅典多数平民都背负着来自贵族的债务。

  雅典的借贷是以人本身为担保的,若是无法偿还债务，平民则会因此沦为债主的奴隶。

  另一方面，由于土地与财富大多集中于上层的贵族手中，且早期雅典的法律倾向于维护这种以贵族利益为主的债务关系，这使贫富差距无法缩减的阶层也被固化，于是平民与贵族间的阶级矛盾也在愈发紧张激烈。

  虽然梭伦在改革中颁布了“解负令”，但是改革却并未从根源上解决平民和贵族间权力悬殊的问题，划分财产等级的做法使过去的阶层有了一定的流动性，但贵族在雅典社会中仍处于统治地位。

  这就使得平民与贵族这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在庇西特拉图、克里斯提尼等雅典领导者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与措施后，城邦内部不同公民集团之间的关系取得了某些特定的程度的缓和，这使得伯里克利时期城邦向外扩张时内部得到稳定，但贵族与平民间的利益矛盾并未缓解。

  可以说，军事殖民地在伯里克利时期的兴盛就为了消解这种矛盾，或者说软化这种矛盾，因为依照前文所说的，平民只是不再会面对过于严酷的风险却不至于拥有丰盈的财产。

  军事殖民地的设立使部分阶级矛盾从国内转移海外，雅典人在军事殖民扩张中获得了土地与财富，这种来自海外的巨大利益使公民集体的凝聚力得到提高，综合国力大为增强。

  对雅典贫困公民而言，军事殖民并不仅仅是改善自己生存状况的一种界媒，还是一个能轻松实现阶层跃迁的机遇。

  众多的第四等级公民通过海外军事殖民获得了新的社会身份，有了积累财富的可能性。

  为了保持雅典内部的稳定，雅典军事殖民地是必不可少的，部分是因为军事殖民地带来了收入解决了部分公民的生存问题，但更多地是因为它将部分可能会引起雅典内部不安定的群体排除在了雅典本土之外。

  可以说，雅典的军事殖民所做的便是将海外的生产资料重新分配给雅典内部的下层公民以获得相对平稳的社会秩序。

  军事殖民地作为雅典控制盟邦的重要军事手段，既是雅典在提洛同盟与第二次雅典同盟中占据领导地位的重要“法宝”，同样也是导致两次同盟先后破裂的重要媒介。

  而两次同盟的破裂也是雅典军事殖民地走向衰亡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可以说，军事殖民地的不断扩张是导致雅典与盟邦关系恶化的主要的因素，因为无论是在提洛同盟还是之后的第二次雅典同盟，雅典的军事殖民地大多是建立在盟邦的领土之上的。

  在提洛同盟建立后，雅典的主要军事目标逐渐从打击波斯转向控制提洛同盟各邦，军事殖民地的建立便是雅典迈出控制盟邦的重要一步。

  建立军事殖民地的最大的目的绝非是雅典所宣扬的保护同盟各邦安全与独立，而是为了扩张雅典的领土，以达到称霸希腊的目标，这与提洛同盟建立之初所遵循的抗击波斯侵略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

  雅典在侵占盟邦土地建立军事殖民地的行为是充满压迫与杀戮的，正如伯里克利演讲中所指出的，“假如在危难时刻······因为你们维持帝国靠的是一种”。

  也正是雅典在这种武力式统治的才使得雅典与提洛同盟诸邦之间从不平等的同盟关系逐渐走向敌对关系，而雅典与同盟各邦关系的恶化也使得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自食恶果。

  公元前4世纪，雅典看似吸取了提洛同盟时的教训，在第二次雅典同盟成立之初便协定了雅典保证盟邦的独立自治，承诺不侵占盟邦的土地建立军事殖民地及派遣驻军，然而随着雅典复兴帝国主义想法的日益膨胀，雅典针对盟邦的图谋便重新反映出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该时期雅典对盟邦的图谋并不像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那样堂而皇之，但以维护安全为借口“受邀”派遣军事移民及驻军成为雅典侵占盟邦利益时的惯用手段。

  面对第二次雅典同盟建立后对雅典向盟邦派遣军事移民与驻军的指责，伊索克拉底在约公元前380年发表了演说《泛希腊集会辞》进行反驳，在演讲中辩称雅典人派遣驻军“进入人口减少的城邦是为保护他们的领土而不是为我们的扩张。

  然而在公元前355年伊索克拉底演说《论和平》中再次谈及雅典向盟邦派驻移民和驻军时论调却发生了改变：“……我们可能要舍弃色雷斯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这样一来我们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富足而且也将能够很好的满足那些希腊人的生计，他们因为贫穷而充满渴望并四处流浪。

  伊索克拉底25年前后论调的改变也正说明了雅典对盟邦的控制意图逐步明显化，很明显雅典对利益的追求才是她在盟邦土地建设军事殖民地的主要动机。

  雅典对盟邦频繁的活动使这些盟邦的反雅典帝国主义情绪愈发强烈，终于第二次雅典同盟走向了解体。

  正如色诺芬在《论雅典的收入》中所阐述的，他认为雅典人为何会再次失去对希腊世界的领导权不仅在于她对待盟友“不公正”，更是因为她为了自身利益而粗暴的践踏了盟邦的主权。

  军事殖民地存在的根本意义并非是它们能为雅典提供多少资源或军队。也并非以获取粮食、缓解城邦人口压力、改善贫穷公民生活水平为最终目的，尽管军事殖民地的建立直接或间接的解决了问题。

  可以说，军事殖民地从建立之初便是为雅典国防服务的，其最主要的用途便是作为雅典的海外军事基地拱卫雅典本土，维护雅典的海上统治，为雅典海军提供及时充足的补给。

  这意味着雅典原本依仗的海外防线被摧毁，雅典本土直接暴露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视野中，这种危险的形势使雅典人意识到雅典的国防政策需要做出改变，探寻新的方式来维护雅典本土的安全。

  一方面，雅典许多有志之士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战略进行了反思。另一方面，在雅典海上势力陷入衰弱的这一时期，雅典开始着手于加强陆上防御的建设。同时，军事殖民地的丧失使雅典失去了主要的海外资源补给。

  在雅典帝国时期，雅典的物资补给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分布于希腊各地的军事殖民地。但战后雅典只能依靠阿提卡本土的产出支持。

  由于海外军事殖民地的丧失，雅典海军力量被大幅削弱，驻扎于海外军事殖民地的驻军也被迫回到雅典，这促使雅典出现了着重于陆地防御作战的轻盾兵。

  第二次雅典同盟解散后，雅典的海外军事殖民地再一次走向衰落，同盟战争的失败与雅典军事殖民地的丧失再一次严重打击了雅典人的信心，公民的爱国意识与责任感逐渐淡薄，个人享乐风气迅速膨胀，公民道德也逐渐下降，公民兵制也因为缺少海外利益的驱使而走向衰落，雅典军队中雇佣兵的成分成为主流。

  公元前5世纪初，面对波斯的入侵，雅典人在地米斯托克利的影响下迈向发展海洋势力的道路，走上了与斯巴达背道而驰的海上强国之路。

  在希波战争胜利后，雅典人抓住机遇，积极进取，建立了提洛同盟，继而在客蒙、伯里克利等人的推动下将同盟部分盟邦的土地侵占发展为雅典自己的军事殖民地，雅典制海权也在伯里克利当政的“黄金时代”达到了顶峰。

  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制海权造就了雅典的黄金时代。雅典之所以可以成功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即通过大力开拓建设海外军事殖民地来以此获得制海权，继而通过制海权来建立起雅典帝国，从而取得希腊世界海上霸主的地位并进一步图谋称霸整个希腊世界。

  在萨拉米斯岛建立首个军事殖民地后，雅典人尝到了拥有海外军事殖民地的甜头，看到了发展制海权的希望，于是坚定地在这条道路上走了下去。

  至雅典的领袖客蒙、伯里克利时期，雅典人基本形成了共识，就是继续通过海上扩张建立军事殖民地来获取制海权，并以此来实现雅典的崛起。

  相较于斯巴达的陆权发展道路，雅典人选择了一条具有差异化的发展道路，更重要的是他们坚定地走了下去，哪怕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战败后，雅典的后继领导者也仍在坚持走这条路以图恢复雅典过去的制海权。

  从雅典建立军事殖民地的初衷上来看，雅典人最初所期望的仅仅是守住萨拉米斯岛来提防敌邦麦加拉，但随着雅典海外军事殖民地的增多，雅典城邦内大量贫困公民的生存问题、耕地不足问题、海军远征补给问题及海上防御问题都得到了某些特定的程度的解决。

  雅典从早先的一个城邦发展到称霸爱琴海的海上帝国离不开雅典军事殖民地的建立。

  军事殖民地的建立与发展壮大显示了雅典人超前且灵敏的海洋意识，但这并不代表雅典有着先进的舰船与强大的海军，如科林斯、埃吉那等海上强邦并不弱于雅典；也并非代表着雅典可以对其海上势力的发展未卜先知。

  在我看来，雅典的海洋意识即是对制海权的掌握，军事殖民地的建立与壮大也便是雅典对海洋领土、海洋资源和海洋国防掌控的强化，也即是雅典掌握了制海权。

  雅典在海外不断扩张建立军事殖民地的最终目的是获得希腊世界的制海权，将整个希腊地区的海洋处在自己的控制下。

  尽管这使雅典城邦走向辉煌并建立了雅典帝国，但雅典获取制海权的方式并非是和平友善的，在海外军事殖民地的建立中充满着对他邦的侵略与屠杀，这正为雅典之后的战败与衰落埋下了隐患。

  尽管雅典制海权的获取得益于军事殖民地的建立，但雅典制海权的丧失也与军事殖民地难脱干系。

  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历史上不存在永久的霸权，盛极而衰是历史的自然规律，雅典制海权的丧失确实是历史的必然。